5月4日至7日，有幸参加了市人大常委会组织的赴苏州大学学习培训，苏州的地灵人杰，以及苏州大学秉承“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的校训精神，教授们博学多才、严谨治学、独到见解、优雅风格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小桥流水，悠深古巷，粉墙黛瓦，梦里水乡……
    在无数中国人的印象中，苏州充满了古典中国的味道，宁静、闲适、雅致，是一座人人都想来、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
    “可惜人生，不向吴城住”，南宋词人吴文英在《点唇·怀苏州》中发出了这样的慨叹。天堂，是苏州的一张形象名片。在国人心中，她与不远处的另一座名城历来就是人间天堂的代名词。苏州的美自由他说。我想说的只是在苏州学习期间的一点点感想。     在现代社会，快速的生活节奏、繁重的工作任务以及来自各方面的诱惑，使每个人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而面对种种压力，黄辛隐教授告诉我们：不要因为走得太远，已经忘记了，我们当年是为何而出发……
    其实，生活中的压力和需求是息息相关的，有需求就有压力。而人的一生中，面对的最大压力不是物质需求，也不是精神需求，而是面对死亡，死亡才是我们人生中面对的最大压力。而关于死亡，如果长期带着对死亡的意识而活下去是不可能的，这样的意识将太具有压迫性从而会使人们变成神经症或精神病。在现实生活中，健康生活的一部分便是要学会平衡——在死亡意识与那些抵抗死亡的资源之间取得平衡。虽然没有人能够彻底地完成这个任务，但是一个人越能够找到这种平衡，他就越能够过一种真诚的，满意的生活。
    面对各种压力，我们也可以找到许多缓解压力的途径，可通过读书、练字画、看影视、做运动、学歌舞、玩棋牌、逛街、钓鱼、旅游等活动来缓解或摆脱压力，叫做转移。打开失败旁边的窗户，也许你就看到了希望。《古兰经》上有一个经典故事“移山大法”，说的是世上本无什么移山之术，唯一能够移山的方法就是：山不过来，我就过去。现实生活中有太多的事情像“大山”一样，是我们无法改变，或至少是暂时无法改变的，“移山大法”给我们的启示是：如果事情无法改变，我们就改变自己。     《论语》,凡是中国人,从小都念过,但市场上流行宋朝大儒朱熹先生所注解的一个版本,是有问题的一个版本。朱熹将《论语》与《中庸》《孟子》《大学》合称“四书”，又与《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并称为“四书五经”。在南宋以前，四书五经并不用他的注解。完全被他的思想所笼罩那是明朝以后，朱家皇帝朱元璋下令以四书五经考选功名，而且必须采用朱熹的注解。因此，六七百年来，所有四书五经，孔孟思想，大概都被限制在“朱熹的孔子思想”中。换句话说，明代以后的人为了考功名，都在他的思想范畴内打转。其实，整部《论语》是不能分开的，《论语》二十篇，每篇都是一篇文章，二十篇连起来也是一整篇文章。而现在我们看到文句中一条一条的教条，是宋儒开始把它圈断了。而且，很多注解也是值得商榷、深入探讨和研究的。比如：“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很多地方把他翻译成“父母在世，不远离家乡;如果不得已要出远门，也必须有一定的地方。”《论语》的写作年代相隔甚远，很多语法、词义同现在的用法也不一样。这个“游必有方”用现在的翻译应该是：如果一定要去远游，那必须要有妥善安顿父母的方案或者方法。又比如，孔子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很多地方解释说是：“自愿拿十条腊肉以上为礼来见我的人，我没有不进行教育的啊。”说“十条腊肉”是孔子规定的拜师礼。朱熹也认为“束脩其至薄者”，意思是这“十条腊肉”不算什么厚礼。孔子处于东周春秋末期, “束脩”作为学费来解释是从汉朝才开始的。我们再推理一下，如果说束脩是腊肉，孔子三千弟子，他哪里吃得了那么多腊肉，放也没有这样大的地方来放。还有孔子的学生中如颜回，连一个好一点的“盒饭”都没有，哪里来的那么多腊肉送给老师。而孔子不但教他，并且以他为最得意的学生。孔子对颜回说过：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这句话充分肯定了颜回是孔门道德修养最好的学生，在某一方面同孔子有可比性。至于其他弟子，相形之下，就逊色多了。以前中国的教育制度，师生之间，如父子兄弟，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是要负一辈子的责任，并不只是“自愿拿十条腊肉”当学费那么简单。因此，这句话结合孔子十五岁才开始致学的实际情况，可以这样解释，自从十五岁毕恭毕敬地行了拜师礼之后,又能自行主动检点自己而又肯上进向学的人，我从来没有不教的，我一定要教他。时下的书并不是遍地黄金，我们一不小心，也许就做了纸上谈兵或东施效颦的蠢事，非但无益，还遗害无穷，古人常说“人生读书糊涂死”“刘项原来不读书”“尽信书不如无书”。以前，常听人讲过，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阅人无数，不如名师指路。苏州之行，曹炜之讲，也是让我有些许领悟的了。     社会主义的本意，就是追求社会公正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而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我国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和发展是漫长而又曲折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妥善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中国进一步深化市场经济改革，实现经济转型的关键环节。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与选择，是当前我国各级政府和民间大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对于这个挑战与选择，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做出了一个精炼的总结：“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着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2013年中共中央提出的“三期叠加”，正是这些矛盾、隐患和挑战的集中概括。而我国各界人士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分析方法讨论中国经济面对的问题和可选的应对策略，综合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需求侧因素分析法。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在中国最为流行的一种分析方法。从实际效果上看，这种方法带来了两个问题：第一，经济学所说投资回报递减的规律的作用已经充分显现出来；第二，债务的过度增加和杠杆率的迅速升高，风险加速积累。另一种分析方法是对供给侧因素的分析。就是说，经济增长有三个基本的动力：劳动力增量、资本增量（即投资）和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这种分析方法倡导从投资驱动的增长到效率驱动的增长，用我们现在的党政文件中的话来说，就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需要克服体制性障碍，中共十八大做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使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出现新的转机。当前，我国正在稳定大局、保证不出现体制性风险的前提下，坚持实行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围绕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重点任务”，逐步实现效率的提高、结构的改善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但也需要避免三个误区：第一个误区，认为推进供给侧改革就是实行需求紧缩；第二个误区，认为推进供给侧改革就是搞新的“计划经济”；第三个误区，认为供给侧改革与需求管理是对立的。3月，贵州结合省情，出台了《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意见》，明确提出把供给侧改革作为全省经济的主抓手。通过四大转变提升我省农业、工业、服务业三大产业，统筹发挥政府、企业、银行三类主体的作用,全面推进贵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我省经济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这样才有可能走出目前“三期叠加”的困境，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延伸阅读：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2016年1月26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